“毛泽东卫士忆周恩来 苏方感慨毛周＂相得益彰＂()”

本篇文章3021字，读完约8分钟

[发表评论][推荐朋友][关闭窗口][打印本稿]

苏方感慨毛周“相得益彰”

整个会谈，周恩来始终是中方的首要发言人。条约的具体文案和文案表述，首要由周总理和莫洛托夫、米高扬商定。而在这些本来是双方共同进行的从业中，周总理也是首要角色。如《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拟，开始由苏方根据双方达成的意向行文。草稿写出后，中方不满意，认为有些文案没写进去，有的文案表述得不理想。中方决策由自己重搞一个文稿。于是周总理亲自动手，他用两天时间草拟了条约文案，苏方看后表示满意。他们没想到中国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起草出这样高水平的文件。后来，一位苏方人员颇有感慨地说：“你们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真是少有的领袖人物啊!”

毛主席访苏期间，斯大林曾给毛主席打过三次电话，一方面询问生活和身体健康情况，一方面询问这次访问有什么打算和要求。由于种种原因后一个问题在一段时间里并没信息表达好，双方都很焦急，甚至产生错觉和疑虑。当毛主席坚定而确定地表示：“一切由周恩来商谈办理”时，斯大林才明白主席的想法，并改变原来不想让周总理参加谈判的想法。周总理来后，会谈进展顺利，斯大林再没有来过电话。大略斯大林才搞明白毛主席对周总理的信任，以及两人在重大问题上的地位和角色。

毛主席后期的轻松和愉快还表现在会谈中，毛主席管大体上、管方向，周总理管操作、管细节；毛主席听得多，说得少；周总理做得多，汇报多。

有一件事很能证明问题：后期毛主席有心情去看“彼得大帝”等电影，去研究“拿破仑”。而正是这个时候在周总理参与下谈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周总理的外交风采是举世公认的，我们举办的酒会便是“好戏”之一。

条约和协定签字后，中方要以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的名义举行答谢宴会，斯大林破例出席。宴会规格较高，高朋满座，氛围极其热烈。斯大林和毛主席成为大家注目的中心人物。其中周总理祝酒词在宴会中又掀起了一个高潮。根据酒会事先安排由周总理致祝酒词，由费德林担任翻译。事先总理把发言稿给费德林看过，并由他译成俄文拿在手中。总理临场讲话，没拿发言稿，2000多字的祝酒词竟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费德林翻译和表达得也好，赢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后来人们把总理不用稿的祝酒致词的精彩表演传为美谈。

总之，这次访苏的成功确实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携手合作，共同写出的一篇精彩文案。他们的思想是那样的一致，行动是那样的协调，配合是那样的默契，结果是那样的成功，真让人叹为观止啊!

成千上万不要惊动苏方

建国前后，周总理和毛主席一样在中央首长中是最忙最累的。在某方面，尤其是统战、行政、外交等方面总理更忙，因为这是他具体负责的从业。他常常忙得吃不上饭睡不了觉，甚至累得流鼻血。

1949年3月，中央机关进北平暂住香山双清别墅。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城里、山上两头忙，常常夜里主席在住处召开书记处会。17日晚上正开着会，毛主席有点惊慌地说：“恩来，你的鼻子流血了。”

大家一下子把眼球都聚到周恩来的鼻子上。这时周恩来下意识地捏住鼻子，说：“拿毛巾！”我当时值班，听说周副主席鼻子流血了，马上跑进会议室，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毛主席拍了我一下，说：“还不快找医生去！”我以为应先止住血，便马上拿来湿毛巾送给周副主席，但毛主席却埋怨地说我：“赶快找人去！”当时门诊所在山下，要走一段路程，我怕救不了急。这时周副主席的卫士成元功也进来了，他并不像我们那么慌张，他说：“不要紧。”说着把酒精棉递上去。

“这有什么用？”毛主席生气地说。

“主席，周副主席老流鼻血，都是这样解决的。”成元功解释说。

“为什么不早报告？”毛主席一边来到周副主席身边，并用湿毛巾轻轻放在周副主席的额头。其他首长也都来到周副主席身边，那种情景是很感人的。

事后毛主席找了傅连暲，让他从医疗立场多在乎中央领导的身体健康。他还批评了汪东兴，说不掌握领导同志的身体情况，这是官僚主义。汪东兴又教训了成元功一顿。成元功仍然不服气地说：“周副主席有话，不让我说，我如何办？”

谁的责任都不好追究，只好不了了之。

根据毛主席指示，周总理带一个庞大的谈判队伍于1950年1月20日到达莫斯科。开始苏方为周总理等人另安排了宾馆。主席深知总理肩上的重担，为了不使周总理两头跑，为了研究从业方便，还是让周总理搬到毛主席住的别墅的二楼。

1月28日，毛主席、总理、王稼祥大使、陈伯达、叶子龙、汪东兴等一边吃饭，一边听总理汇报与苏方谈判的情况。

没想到进行到中间总理的鼻子又出血了。这次毛主席有了经验，马上喊警卫来帮忙，我也马上拿来了湿毛巾，又告诉何谦取酒精棉。何谦更不着慌，他说总理口袋里就有酒精棉。毛主席见何谦不着急的样子生了气，他说：“总理流鼻血，还不赶快拿出酒精棉！”

何谦说：“最近总理好几次流鼻血了。”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毛主席更生气了。王稼祥马上解释道：“总理这些日子太累了。”毛主席还没有消气，他大声说：“打电话，赶快让朱仲丽来。”叶子龙马上去挂电话请朱仲丽。

总理稍稍有所缓解后，毛主席又提出是否请苏方医生来给总理治病。周总理马上说：“成千上万不要惊动苏方。”

“如果让他们知道了，事件就大了。”王稼祥也说。毛主席听王稼祥这么一说，也不说别的了。

王大使说得有道理，一是怕给苏方增加麻烦；二是因为周总理是谈判的主角，如果周总理病了，让苏方知道了必然会影响谈判进程。

最后，还是朱仲丽负责此事，让她每天来为周总理治病。毛主席指示朱仲丽在谈判期间，绝不能让总理病倒！

在毛主席关怀下，经朱仲丽精心治疗和大家的照顾下，周总理在谈判期间再没有流鼻血，更没有倒下，胜利地完成了谈判任务。

“什么时候不打疲劳战？”

1950年末。这段时间抗美援朝战争刚刚打响一个多月，胜负未见分晓，毛岸英又刚刚牺牲。为让毛主席减轻负担，平稳情绪，并且完成斯大林建议毛泽东选集之事，中央决策让毛主席到石家庄休息一段时间。

这个决策也是周总理的想法。他也深知毛主席休息便意味着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要做越来越多的从业。但这个决心必需下。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困难重重，百业待兴，政权需要巩固，对外还正在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队隔海对峙、并与美帝国主义打仗。这些从业首要压在毛主席和周总理头上，周总理深知必需加倍从业。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他与毛主席谈话时又流了鼻血。经历了几次，毛主席知道怎样解决这种事了。他叫我和成元功赶快拿酒精棉和湿毛巾，很快止住了血。两人继续谈话。他们俩交换内政、外交、战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现状、快速发展趋势和下步我们的政策。因这些问题不研究清楚毛主席无法离开北京到石家庄，周总理也无法开展从业。

几个月后毛主席回到了北京，两位战友又相聚长谈。这次交谈我们没发现周总理流鼻血，却见他瘦多了。我们不由得一阵心酸。毛主席特别关切地问这段时间是否又流鼻血了？周总理风趣地说：“我现在已摸到规律了，当可能流鼻血时我就增加一些睡眠休息，果真比较有效！”

毛主席也风趣地说：“我们什么时候不打疲劳战了呢？”

其实当时总理是硬挺，毛主席回北京没多长期他就累倒了。

毛主席从内心感谢勇挑重担，不辞辛劳的好战友。他与其他领导商量，决策强迫周总理休息。周总理不得已，只好到大连休息了一段时间。(摘自《领袖身边十三年》李家骥回忆杨庆旺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年版)

(责任:孙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