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行首席经济学家丁安华：人口增长的道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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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花与少年:人口增长的道德意义

作者:丁安华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一、大历史:人口增长与经济快速发展

大多数宏观经济变量不太可预测。 例如，对生产增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预测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宏观政策的变化就不用多说了。 但是，人口总量的增长和结构的变化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变量，中长期的注意力非常清晰可见，大趋势明显且难以逆转，背后的逻辑是生老病死的自然铁律。 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就不容易把握人口政策调整的时机，也有“没有准备好比较好，没有必要口渴打井”的情况。

人口增长与经济快速发展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分解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1798年，马尔萨斯( thomas malthus )提出了人口增长持续降低人类生活水平的著名意见。 这个理论的逻辑很简单:有了固定数量的土地，人口增长最终会减少每个人可以占有的土地资源，人口的几何增长和土地生产的算术增长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最终导致疾病、饥饿、战争。 这种不产生不幸结果的做法是“道德制约”( moral restraint )，不用生太多孩子。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马尔萨斯是错误的。 我们地球上真正意义上的人口增长至今只有200多年。 历史学家估计，公元前10000年世界总人口数百万，到了公元1800年还不到1亿人，这意味着在近1.2万年的漫长岁月里，世界总人口的年化不足1‰(图1 )。 。 工业革命后，世界人口开始迅速增加，50-70年代达到20‰的高峰，现在维持在约10‰的水平。 世界人口从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 anessayontheprincipleofpopulation )的1798年的10亿人增加到了今天的74亿人。 从人类生活水平的改善来说，这200年的进步可谓天翻地覆，面貌焕然一新。

图1 :工业革命前世界人口增长极其缓慢

图2 :预计本世纪世界人口增长率将持续下降

过去200年的人口增长可能只是一种异常现象。 人口增长对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不能正反两面，但经济快速发展对人口增长的制约是普遍的共识。 联合国预测，随着第一发达经济体区块出生率的下降，世界人口增长率将呈趋势下降，到本世纪末将降至约1‰。 据此，世界人口高速增长(增速超过10‰)的时间总共不到100年，只是历史长河的一瞬间(图2 )。 。

人口增长的道德议题来源于18世纪的马尔萨斯。 20年后的今天，站在中国人口变迁的转折点上，我们需要回到这个对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产生深远影响的命题上来。 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迁关系到家庭，关系到天下，关系到“国家感情”。 无论从个人责任、家庭纽带、经济快速发展的角度来看，人口问题都会深刻影响我们社会的道德性格( moral character )。

二、中国人口:今夕何夕

今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年人口数据，表明目前我国人口快速发展正处于重大转型期:年中国出生人口1，527万人，比上年减少201万人，创1962年以来新低(图3 )。 工作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所占比例连续7年双重减少，7年减少2，771万人(图4 )

图3 :年我国出生人口创下1962年以来的新低

图4 :我国适龄劳动人口连续7年收缩

我国目前人口总量和结构的“转换”，很大程度上源于上世纪60-70年代基于“新马尔萨斯”观点形成的人口政策。 建国之初，我国进入了相对和平时期，加之当时政府采取了鼓励休养生息的政策角度( 1949-1953年)，人口增长率(自然增长率)居高不下，最高接近25‰(1954年)。 1963年至1963年，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人口增长率一度大幅下降，但随后出现了快速恢复性增长，1963年达到33‰的高峰。 此后，受我国“晚稀”、计划生育( 1978-)等人口政策的影响，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年已降至3.81‰，目前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低于美国(图5 )。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年世界人口展望》(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在基准情况下( medium-variant projection )，我国人口增长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将在2030年左右进入负区间， 2050年以后维持在约(-6‰)的细心人将会发现，这是我国“二百年”奋斗目标的两个重要时刻，不容警醒。

图5 :基准情况下我国人口增长率将进入负区间

三、bide :人口分解的基本框架

一个国家人口的增长来源于自然的增长和移民。 具体而言，人口增长包括出生/生育( birth/fertility )、死亡( death/mortality )以及移徙人口( immigration )和移徙人口( emigration )之间的差距(即纯移民) bide也是联合国人口部门分析和预测世界人口趋势的基本框架。 要分析我国人口增长的前景，也可以从这四个维度出发。

图6 :影响人口增长的四个因素

四、移民:小幅度净流出

与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国家大量引进移民的人口政策不同，近代以来中国对人口迁移采取了极为保守的政策，移民迁移极为有限。 2000年以后，中国人口移民国外数量明显增加，网络移民总体上对中国人口增长做出了小幅的负面贡献。 据联合国估算，-年间，中国每年流失约3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0.024%，对人口增长的贡献约为-0.9%； 美国在此期间，年净流入人口为90万人，占总人口的0.28%，对人口增长的贡献为7.97%。

预计我国现有的移民政策难以发生大幅变化，未来移民仍将呈现小幅净流出的态势。 联合国预计我国净流出人口将逐渐减少，对我国人口增长的贡献仍将为负，但幅度将逐渐减少。 虽然这一评价值得商榷，但从总体上看，网络移民对我国人口总量可谓沧海一粟(图7 )。 。

图7 :网络移民对中国人口增长略有负面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跨境移民数量极少，但在边境内，过去30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中国城市与乡村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从1949年到1949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0.6%上升到59.6% (图8 )。 。

图8 :城市化:大规模的国内人口流动

图9 :我国存在大规模的流动人口

另外，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流动人口没有被统计为城市人口数。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82年，在当地居住半年以上但没有当地户口的人口(其中大部分来自农村)为617万人，仅占总人口的0.66%。 年，中国流动人口已经达到2.52亿，占总人口的18.5%。 年以后，我国的流动人口规模和占有率开始下降，年最新数字分别为2.41亿、17.3% (图9 )。 。

人口/劳动力在国内的大规模流动和流动深刻地改变了我国各地方的人口面貌和结构，带来了各地区间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巨大差异。

五、出生:人口政策混乱导致的低生育

和平时期，出生/生育是决定人口增长前景的最重要因素。 虽然有几个衡量出生/生育整体状况的指标，但最简单的是粗出生率，即出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国家统计局近日宣布，中国出生人口1，523万人，粗出生率10.94‰，粗出生率创建国以来新低。 值得注意的是，粗出生率忽视了人口结构的差异，单纯的纵向(历史)和横向(国家)的比较不能证明任何问题:老人和孩子略微生育意味着粗出生率分子和分母之间的逻辑联系不强。

总生育率( total fertility rate )，即平均而言，女性在其一生中生孩子的数量，是一个更有意义的人口统计指标。 这个指标不受人口结构差异的影响，被广泛用于历史和国家的比较。 其中，2.1的总生育率水平被称为交替生育率( replacement rate ) :女性生育数量正好代替了他们自身及其伴侣(部分孩子死亡)，在这个水平上总人口数量保持稳定。 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定义，总和生育率原则可分为高、中、低三个阶段:总和生育率大于5属于高生育阶段。 总生育率在2.1至5之间属于中生育/生育转型阶段( fertility transition phase )的总生育率低于2.1时属于低生育阶段。

图10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低生育阶段

图11 :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左右名列前茅

世界人口的合计出生率从1950-1955年的5左右大幅下跌到-年的2.5左右，接近低出生率水平。 其中，日本和美国在上世纪60、70年代进入了低生育阶段。 我国也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低生育阶段(图10 )，总和生育率大大低于更替生育率已成为事实，这意味着我国人口规模将进入收缩阶段。 从标准情况看，我国人口总量将在2030年达到约14.4亿的高峰。 年我国总人口为13.95亿人，离高峰只有不到5，000万人(图11 )。 。 值得注意的是，这000万人口的增长受预期寿命延长、死亡率下降的影响很大，而不是新生儿的增加。

研究表明，总和生育率与人均实际gdp呈负相关，即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相对较低。 但是，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例外”，在几乎相当的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的出生率低于其他国家，表现在回归曲线之下(图12 )。 。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年中国总生育率仅为1.624，在全球231个国家/地区中排名第191位，7个国家的总生育率和人均实际gdp低于中国(图13 )。 。

图12 :总和生育率与经济快速发展水平呈负相关

仅13:7个国家的出生率和人均gdp就低于中国

因此，我国的总生育率可以说是“未富先低”。 一个明显可靠的解释是，中国的出生率受到特定人口政策的阻碍。 1978年，《国家倡导和推进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 从1979年开始，除部分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农村实施了更加宽松的政策外，一胎化政策( one-child policy )在全国城乡相继推行，并持续到了去年。 在一胎化政策实施的30余年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女性总生育率都出现了大幅度下降。

除了特有的人口政策影响外，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率贫困局也折射出了世界在低生育时代的共性。 世界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去年11月发表的研究表明，从世界195个国家/地区1950-年的面板数据来看，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婴儿死亡率的降低以及更容易获得的避孕用具与世界总生育率的降低高度相关(相关 一般来说，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意味着生育机会的价格上升，生育意愿下降。 婴儿死亡率的下降意味着女性没有额外生育“补偿”的风险。

这三个因素也可以部分说明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变化: (1)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9年高校扩招后，我国高等教育毛录取率(包括gross tertiary enrollment rate，大专)大幅提高，20世纪90年代的 (2)我国0-1岁婴儿死亡率从建国初的140‰下降到了年的8‰(详见后述)。 (3)避孕技术和避孕用具的可获得性的提高是不言自明的。

图14: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录取比例迅速上升

六、死亡:迅速下降的死亡率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医疗、卫生、教育、科技水平的提高，我国粗死亡率大幅下降，从1949年的20‰降至年的7.1‰。 数据显示，中国粗死亡率的下降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最明显的。 1960年至1960年，粗死亡率从20‰迅速下降到10.8‰，但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冲击，粗死亡率暂时大幅反弹，1960年达到25.4‰的高峰。 1961年以后，粗死亡率再次迅速下降，1970年和1977年分别跌破8‰、7‰，1979年达到6.21‰的历史最低水平。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老年人在中国人口中的比重上升，粗死亡率逐渐上升，2008年突破7‰，之后一直维持在7.1‰附近(图15 )。 。

图15 :我国的粗出生率、粗死亡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

进一步研究死亡率，必须排除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虽然日本和美国的粗死亡率比中国高(图16 )，但受三国人口年龄结构差异的影响越来越多(老年人死亡率比年轻人高)，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有最高的医疗水平。 因此，分年龄死亡率( age-specific mortality rate )比粗死亡率更能反映一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医疗水平的整体状况(图17 )。 。

图16 :中国的粗死亡率比日本美国低

图17 :婴儿死亡率与人均平均实际gdp呈负相关

建国初期，我国未满1岁的婴儿死亡率一度超过140‰，随后迅速下降，年已降至8‰，大大低于29.4‰的世界平均水平，接近美国5.7‰的水平(图18 )。 。 据联合国预测，婴儿死亡率将进一步下降空 (图19 )。 。 未来各年龄段的死亡率仍然会缓慢下降，但从普遍规律来看，除非医疗技术有革命性的突破，否则其他年龄段的死亡率会比婴儿死亡率下降空之间小一些。

图18 :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

图19:2100年中国婴儿死亡率将下降到约2.3‰

各年龄段死亡率和下降的综合结果是预期寿命(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的延长。 年，中国的预期寿命为76.3岁(其中男性74.8岁、女性77.8岁)，比1960年增加33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72岁)，接近美国水平(预期寿命78.7岁)。 日本的预期寿命为84.0岁(其中男性81.0岁、女性87.1岁)，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香港(预期寿命为84.2岁，其中男性81.3岁、女性87.3岁) (图20 )。

图20 :我国的预期寿命已经接近美国

图21 :预期寿命与经济快速发展水平正相关

从整体上看，一国的预期寿命与经济快速发展水平之间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图21 )。 。 在中低收入(人均实际gdp在6，000美元以下)、中低预期寿命( 75岁以下)的国家，拟合曲线的斜率明显陡峭，证明相对小幅的人均实际gdp增长有可能带来大幅的预期寿命增长。

联合国预测，2100年，我国的预期寿命将上升到87.4岁(其中男性86.7岁，女性88.2岁)。 美国的预期寿命将上升到89.6岁(其中男性88.4岁，女性90.9岁)。 日本的预期寿命将上升到93.9岁(其中男性90.6岁，女性97.1岁) (图22 )。 。

图22:2100年我国预期寿命超过85岁

七、加速老龄化时代的到来

建国初期的高生育在之后的几十年间为我国贡献了大量的适龄劳动人口，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15-64岁的人口占有率大幅上升，从1970年的55.9%上升到了年的73.8%。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事实上大大减轻了中国妇女的家庭负担，大大提高了中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使中国经济增长享受了双重的“人口红利”。

但是，当前我国人口快速发展面临重大转折，“人口红利”难以为继(图23 )，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出现了“人口陷阱”(图24 )。 随着建国初期“婴儿潮”期间新生人口逐渐老化，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出现了巨大的转折性变化:年，中国15-64岁人口占比开始向下。

图23 :我国人口红利的转换拐点已经出现

图24 :低生育:我国0-14岁人口占有率大幅下降

低生育重叠下降的死亡率和延长的预期寿命，使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迅速老化。 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例都大幅上升。 196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2，470万人，占总人口的3.7%。 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1.4亿，占10.1%，大大超过了联合国定义的7%的“老龄化社会”标准(图25 )。 。 196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复合年化增长率为3.14%，15-64岁人口为1.74%，0-14岁人口复合年化增长率为-0.14% :年，中国0-14岁人口为2.44亿，60年前( 1960年)

图25 :我国于2001年进入老龄化社会

图26 :我国老龄化率迅速上升

现在，我国65岁以上的人口占有率比美国和日本还有距离，但真正令人担心的是老龄化的速度(图26 )。 。 建国“婴儿潮”出生的人口年后将逐渐变成65岁以上的老人，但受一胎化政策的影响，中国年轻人口的数量和占有率又在收缩，分子和分母的叠加作用将急剧增加中国的老龄化比例(图27 )。 据推算，我国65岁以上的人口在2035年左右超过20%，越过“超老龄化社会”的边界线，之后还会继续上升，2040年左右会超过美国，2060年会超过30%。

图27 :我国人口金字塔即将“头重脚轻”

八、抚养比:人口结构变化的经济意义

在经济分解中，我们特别关注“抚养比”，即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 这个指标表明了每100人的工作年龄人口培育了多少非工作年龄人口。 抚养对一国经济结构中的储蓄、投资和支出有很大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建国后“婴儿潮”的新生儿成为劳动人口，中国的抚养比曾经的倾向性有所下降(年为35.6，图28 )。 但是，年来，在老年人抚养比迅速上升的推动下(图29 )，我国的抚养比已经开始反弹(年为38.5 )。 。

图28 :从年开始，我国的抚养比开始上升

图29 :年后，我国老年抚养比开始迅速上升

从世界范围来看，低生育下我国的少子抚养比处于低水平(图30 )。 老龄化使老年人的抚养比位于趋势线上方(图31 )，高于目前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的需要水平，且会迅速上升。 这个低一高强调了我国人口抚养比的短期矛盾(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和长时间的困境(劳动人口的下降)。

图30 :我国的少子抚养比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图31 :中国的老年人抚养比已经位于趋势线的上方

从经济快速发展的角度来说，我国的人口规模和结构已经从“资产”反转为“负债”，也就是要为缩小的劳动力市场和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付出代价。

九、花与少年:争取更美好的未来

人口问题无疑将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面临的最突出的矛盾。 低生育和老龄化严重扭曲人口结构，劳动力供给不足，制约经济的潜在增长。 更重要的是，人口问题的根本是家庭，健全的家庭有着深刻的道德意义。

年开始我国全面实行二胎政策，允许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 此后，我国出生人口仅年反弹，此后连续两年减少。 这说明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现象并不是源于政策制约，主要是由于女性生育意愿的不足。 根据人口统计数据，我国有可能陷入低生育陷阱( low fertility trap )。 另一方面，典型的夫妻双方是独生子女的新家庭，需要养活4名以上的老人，再加上预期寿命的延长，上升的经济压力确实会压迫女性的生育意愿。 另一方面，降低了生育意愿，强化了新生儿的性别选择倾向，导致我国新生儿的性别比例失衡。

联合国人口司模型预测，在基准情况下，我国人口总量将在2030年左右进入收缩阶段，到2100年将减少到约10亿人。 这种基准状况显然不理想，也提到了人口低增长的悲惨前景。

能赢得更好的未来吗？ 关键是走出“低生育陷阱”。 模型表明，在我国总生育率比基准情况提高0.5的情况下，我国人口总量有望不明显收缩，仍维持在稳定水平(图32 )，我们必须争取这一有利结果。

图32 :争取更美好的未来:提高总和生育率

100多年前，梁启超在其《少年中国说》中写道:“请讲国家的老少，先讲人的老幼”。 他尽情地赞美了少年的“像朝阳一样”、“像乳虎一样”、“像春前的草一样”、“像长江的初发源一样”。 中国的国运，在人口意义上，在创新意义上，寄希望于年轻有活力的“少年中国”，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二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决定了我们民族的未来。

(责任:韩艺嘉)